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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孤独的职业

时间:2021-12-22 10:47:48   来源:伊索儿童故事   编辑:三年约   阅读:次   本文约:
导读: 2007年6月,卫校毕业的于津从辽宁本溪来到北京,在同仁医院找到了一个工作,成了一名护士。两个月后,她申请到了眼科门诊。六个月后,她又来到了眼库。一天,眼库主任潘志强把她叫到办公室,问她想...

上篇回顾:长大是一件很漫长的事——不行。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,爸爸的话,斩钉截铁,像冬日的冰凌。浩盛依靠在墙上,泪水哗哗地流。他已经16岁了,1。75米的个头,浑

最孤独的职业[图片] 最孤独的职业

2007年6月,卫校毕业的于津从辽宁本溪来到北京,在同仁医院找到了一个工作,成了一名护士。两个月后,她申请到了眼科门诊。六个月后,她又来到了眼库。

一天,眼库主任潘志强把她叫到办公室,问她想不想做劝捐员。“劝捐员?”于津一头雾水,“什么是劝捐员?”

一头雾水的绝不仅仅是于津一人。迄今为止,劝捐员,对于很多人来说仍是一个陌生的职业。2003年5月,深圳市眼科医院护士陈淑莹成为中国首位职业劝捐员,其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劝患者死后捐献眼角膜。

“你考虑一下吧。”潘志强解释完这个工作后。补充了一句,“肯定会挨骂,可能会挨打。”

她上网查了很多关于陈淑莹的资料,看了电视台采访陈淑莹的视频。光明使者,爱心大使,角膜劝捐第一人……陈淑莹有很多光环,但让于津印象深刻的是,她是个不受欢迎的女护士。

她想到了远在本溪的父母。打电话征求父母的意见,她花了很长时间向父母解释“劝捐员”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工作。最后,母亲说:“要做就不要怕挨骂,不管怎么样,我和你爸支持你。”撂了电话,于津觉得心里热乎乎的。

“我怎么什么事情都干不成?”

其实,21岁的于津并不是第一人选。眼库主任潘志强本来是想找年纪稍微大一些的护士,但是没有人愿意做。劝捐员风里来雨里去的,不如在办公室舒服,待遇也不好。

成为劝捐员之后,于津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北京东城区一家医院。潘志强给她开了一封介绍信,让她先去医院的宣传办沟通,得到允许后再去病房。

于津先去了病房。她从一楼转到顶楼,把住院楼转了个遍。因为没有到探望时间,很多家属都站在走廊里,互相聊着天。于津选了一个看上去很慈祥的老太太,走上前和人家聊天。聊了五分钟,她没敢说自己的身份。

随后于津去了院办,人家说:“你把宣传资料放在这里,我们请示一下领导,过几天联系你。”过了几天,没有等到电话的于津再次来到了这家医院。对方告诉她:“你们这个宣传资料不好,有别的吗?”至于进病房,于津得到的回复是“不可能”。“去过好多医院都是这样,医院担心我的出现给病人带来负面影响吧。”

普通医院之路暂时是行不通了。于津决定去临终关怀医院。

依然是先唠嗑。于津选定了一位50岁左右的中年人,壮着胆子就上去了。通过交谈得知,这位中年人的儿媳妇患了宫颈癌,晚期。于津问他:“你对捐献眼角膜这个事情怎么看啊?”

“挺好的啊,为社会做贡献。”

眼看谈得差不多了,于津向他介绍了自己的身份,问能不能和他的儿媳妇谈谈。对方听了之后,连连摆手,“不行!不行!你这个人这叫什么思想啊!年纪轻轻的干点什么不好?”说罢,起身便走。

成为劝捐员之后,于津每天将装满宣传资料的大包挂在胸前,游走于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、临终关怀医院之间,一天下来疲惫不堪。

头三个月,于津一个也没有劝成。“那段时间我都快对自己失去信心了,有时候我突然会想,我是不是真的特别招人厌烦?我怎么什么事情都干不成?”

“喜讯”

2008年春节期间,于津终于等来了第一个捐献者。

于律清楚地记得自己接到捐献者家属电话时的心情,心脏一阵狂跳。从此,她特别愿意看到自己的手机上出现陌生号码的来电,因为这代表着一个可能的捐献者。

法律规定,眼角膜捐献必须是死后捐献,禁止活体捐献。出于运输和保存等医学上的要求,于津和她的同事们必须在捐献者去世6个小时之内赶到现场,取出病人的眼角膜。

这意味着当捐献者家属还沉浸在生离死别当中时,于津他们就急匆匆地赶过去,在家属的心头再插上一把刀。“你的话语很真诚,你的眼睛也很亮,但是你们的出现特无情。”一位捐献者家属这样对于津说。

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别人爱听的都是喜讯,于津关心的却是死讯,对于劝捐员来说,死讯就是“喜讯”。

2008年4月16日,于津和眼库同事们赶到酒仙桥医院,89岁的捐献者唐琳刚刚过世。正当他们准备进行眼角膜摘取手术时,一位家属提出了一个问题:“需要把我妈的眼球也摘了?还是只取眼角膜?”

“得把眼球一起摘了。”于津回答的声音很小。

一时间,病房里一片死寂。捐献者的儿子的眼泪一下涌出来。“只摘眼角膜不行吗?我们不知道还要摘眼球啊!”捐献者的女儿,68岁的唐丽清,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于津。

“只取眼角膜容易感染。眼球一起摘,好保存,成活率高。”于津解释着,“你们如果无法接受,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”所有家属的目光都聚到了唐丽清一个人的身上。过了好一会儿,她转头看了一眼母亲的遗体,背对家人,快速地说了一句:“摘吧。”

这次事情之后,于津很长时间都忘不掉捐献者儿子那瞬间而出的泪水。

之前,谈妥一个捐献者后,于津会在心里长舒一口气,“哇,真是不容易,终于有一个填表的了!”

现在,她有时候会问自己:当别人打电话给自己,自己应不应该高兴呢?为什么会高兴呢?

此题无解。但于津知道,自己恢复的时间越来越短。刚开始,每次取眼角膜回来,她都需要好一段时间来恢复,从别人的悲伤中走出。现在,她想开了:“自己取回来一个,等待的病人就少一个,又多一个人重见光明。”

2008年,于津完成了主任规定的任务,15个。年底,于津得到了300块钱奖金。对于第一年的劝捐生活,于津总结:“最大的收获是习惯了被拒绝。”

孤独的战斗

劝捐员要挑战的,其实是中国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。

2009年秋天,于津去丰台区一家医院进行劝捐工作。刚开始,于津和一位病人家属谈得很好,但随行记者要拍照时,这位家属立即发起火来:“你还给我拍照片,别人怎么说我?说我把我亲娘的眼角膜都捐了,不留个全尸,你还好意思上报纸?”

意识确实是最大的阻碍,而恰恰也是最重要的推动力量。

斯里兰卡人口仅1500万,但是签字同意志愿捐献眼角膜的人数超过500万,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,已向57个国家捐献了5万多对眼角膜,至少10万盲人获益,重获光明。这要归功于其国家广为宣传器官捐献的社会意义,捐献眼角膜带给眼病患者光明的观念深入人心。

于津逐步调整了自己的工作思路:从原来主要的一对一劝捐,发展到利用宣传彩页和宣传海报进行大范围的宣传,争取能够影响到尽可能多的人。

而现在,于津在进行一场“孤独的战斗”。2009年初,中国第一个职业劝捐员陈淑莹——于津曾经的榜样——辞职下海经商去了。

“最好的结果是,我失业了,但大家都知道眼角膜捐献是怎么一回事。”于津说。

下篇介绍:前半夜想别人 后半夜想想自己——胡雪岩在江湖最牛的就是深谙人情世故,关于他,至少有两条现在仍然值得我们借鉴。第一条就是靠山即火山。胡雪岩一直靠左宗堂,但左宗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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